我国清乾隆朝后及民国期间有惩罚同性性行为或猥亵的少量法律。

在工业文明以前乃至于工业文明早期，由于人和人之间、人和社会之间发生互动关系的频率和规模有限，因此信息在个人发展以及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并不明显，再加上个人和社会获取信息和利用信息的技术和手段有限，因此在信息领域并未萌发出权利的需求。宪法条款无需具体列举美国人民所享有的权利，对这些权利都应该依据宪法提供一体化的保护，而不应该在保护对象上有所选择和在保护程度上有所差别。

{10}19从这个意义上看，宪法对权利的列举具有两个目的，一个目的是对已经成熟的权利通过在宪法文本中加以列举的方式予以固定，同时将宪法文本对权利的列举设计成一个开放的体系，以便更多的权利在成熟的情况进入宪法文本列举的范围。宪法保护宪法作为高级法和根本法，是近代立宪主义的产物。（三）宪法权利保护与宪法权利保障权利保障与权利保护是两个经常混用的概念，但这两个概念的内涵是存在差别的，这种差别反映了自由主义与共和主义宪政观的不同，也反映了宪法在权利保障上重点和方式的差异。在共和主义者看来，宪法对权利提供的保障其对象并非具体的个人，这种保障在更多情况下表现为对全体公民或某一类公民进行权利分配和权利保障，个人则根据其具体情况选择自已所处的位置，享受相应的权利分配和接受相应的权利保障。另一种基本权利则在宪法产生以前存在某种权利的因子，但在制宪时这种权利因子并未生长成为法律意义上的正式权利，因此宪法不可能对其加以列举，但这种权利因子具有生长成为非基本权利乃至基本权利的可能性。

从宪法权利保护的效力来看，前者体现为宪法保护的间接效力，后者则体现为宪法保护的直接效力。{3} 张翔．基本权利冲突的规范结构与解决模式[J]，法商研究，2006，(4)。一个人如果对于乡村的事务能够有公共心，能够很公平很热诚，那么，这个人对于国家的大事自然会知道尽公民的义务了。

我国政治改革不平衡，经济改革突飞猛进，而政治改革相对滞后，财政改革恰恰具有经济、政治改革的双重属性，同时在大国中，自下而上的改革有助于在稳定中不断试错，进而明确全局性的改革目标。依据2004年修订《地方税交付法》第7条：内阁每年度必须整理下年度地方财政收支预计额的相关资料，提交国会并向一般公众公开，这一文件称之为地方财政计划。我国宪法除第4条第3款及第6章第6节对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予以较为明确的规定外，仅在第3条第4款规定：中央和地方的国家机构职权的划分，遵循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充分发挥地方的主动性、积极性的原则，统一领导、充分发挥、主动性及积极性这些政策化、模糊性的词语不能对我国地方政府的宪法地位予以清晰的界定。取消或确认该行政处分无效。

地方交付金承继1950年依据夏普劝告创设的地方财政平衡交付金制度，虽然不属于地方固有财源，但是用于一般性财政支出，所以又被称为呈间接课征形态的地方税。[15]参见[日]阿部照哉，池田政章，初宿正典，户松秀典编著：《宪法（上）—总论篇、统治机构篇》，周宗宪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48页。

[28]《地方交付税》第1条阐述立法目的，地方交付税是在确保《日本宪法》第94条规定的地方公共团体权限的前提下，谋求地方之间财源均衡化，以及通过设定地方交付税交付标准等保障地方行政有计划运营，以此促进地方自治宗旨的实现，强化地方政府的独立性。第94条规定地方公共团体的权限，即自治财政权、自治行政权及自治立法权，这是团体自治的最低限度要求。地方交付税是指为达到均衡地区间财力的目的，中央政府提取国税中所得税、法人税和酒税收入的32%、消费税收入的29.5%以及香烟税的25％作为交付税总额，再根据客观因素和行政服务水平要求计算出各地的标准财政支出额，以各地地方税应征收税额加上地方让与税作为各地的标准财政收入额，标准财政支出额与标准财政收入额的差额，为各地财源不足额，最后按比例分配交付税。在地方财政不足的情况下，土地财政、罚没经济及规费泛滥等具有一定合理性，法律上红线被破坏，法治权威荡然无存，而且对上级政府转移支付的过度依赖，严重戕害了地方的自主性。

该说认为，地方自治团体是主权国家的一部分，因此地方自治权乃是基于国家法律的承认授权而来。但是，权力能够自我强化，缺乏约束的中央集权往往造成政府专横、严重官僚化及权力滥用。20世纪末，日本地方分权改革建立与本国宪政、地方自治相配合的地方财政法制。[31]但是，非法治化分权也成为腐败、通货膨胀、宏观经济不稳定及诸侯经济的肇因，并且经济分权与政治集权的矛盾日益凸显。

1995年临时法《地方分权推进法》颁布，依该法设置地方分权推进委员会，委员会可向政府提出有关地方分权具体方针的劝告，政府有尊重委员会提出的劝告的义务。由于劝告不具有强制执行力，相关主体可能未采取措施，以及请求人对监查委员的监查结果、劝告内容或相关主体的措施不服时，则进入第二阶段，即普通地方公共团体的居民可以依据《地方自治法》第242条之2向法院提起以下诉讼请求：中止该执行机关或公务员的全部或部分行为。

[28][日]室井力：《日本现代行政法》，吴微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559页。在20世纪末日本地方分权改革中，地方六团体、内阁及国会等利益集团之间透明度较高的协商博弈，设立改革咨询机构的地方分权推进委员会及一揽子修法等为《地方自治法》修订等改革成果提供民主化、正当性的基础。

1946年《日本宪法》载入地方自治的规定，地方自治作为日本宪政的重要元素，在塑造国民的民主性格、抑制中央过度集权及强化责任政府方面发挥重大作用。经过120年发展，日本已经成为亚洲诸国中宪政制度最为成熟的国家，地方自治制度经历三次重大改革，是日本宪政建设中独具特色的重要内容。[20][日]北野弘久：《日本税法学原论》》（第5版），郭美松，陈刚译，中国检察出版社2008年版，第245页。日本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包括地方交付税与国库支出金，二者对于地方自治具有不同意义中国的宪法传统不仅仅存在于宪政制度的变革中，更重要的还存在于中国学者通过自身努力所形成的宪法学说中。在客观上，宪法文化属于典型的西方文化的产物，在我国传统的中华法系中，从来没有产生过近代西方意义上的宪法概念和观念，因而，传统宪法资源的匮乏宣告了我们在宪法研究中只能以西为师，从西方宪法文化中汲取宪法发展和宪政建设必需的营养成份。

宪法学是关于宪法规范之学，而宪法规范首先体现在宪法文本之中。在主观上，宪法学者过分依赖于于西方宪法文化，不重视本国宪法理论的挖掘和本国宪政实践的发展，使得前人的宪法研究成果逐渐沦为故纸废墟无人问津，自然无法形成本国的宪法学说。

在这种背景下，在宪法学说研究问题上，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是以西方文化为主导的法律全球化与以我国宪法文化为主导的宪法学说的关系问题。当然，这并不是说，中国宪法学在发展过程中不需要引进借鉴西方的宪法理论，而是说西方的宪法理论在多大程度上能支撑中国的宪法发展与宪政建设呢？作为文化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宪法文化同其他文化一样也反映了一国的民族精神和民族传统，这样一来，根植于本民族的精神传统中的宪法文化能否无条件的适用于其他民族国家呢？恐怕问题的答案并不会我们以前想象的那么简单。

因此，即使是在法律全球化的背景之下，在充分参考借鉴西方宪法文化的基础上，中国宪法学的研究仍然要重视本国宪法文化的培养和本国宪法传统的影响，立足于本国的宪法文本和宪法实践，依靠本土学者基于学术的本土性所养成的对中国问题的独特敏感性，用西方的或者前人的宪法理论解释中国的宪法现象，分析中国的宪法事件，从而解决中国的宪法问题。中国的宪政建设也必须和中国的宪法传统进行有机的结合才能发挥真正的作用。

法学乃实践之学，宪法学的生命力也来源于宪法实践之中。在经济全球化和世界一体化的影响下，法律全球化成为各国宪政建设中都必须面对的一个现实问题。在和西方源远流长的法治传统进行相比较时，中国自身法治传统与法治资源的贫瘠彰显的一览无遗。在当前的宪法学研究中，存在着两种极端的倾向：一种是完全忽略中国宪法文本的存在，在宪法学研究中大量的参考、借鉴美国、德国、日本等西方宪政发达国家的文本和经验。

从文化形态的本土性特征上来看，我国宪法学者根据本民族的民族精神、民族意志和我国的实际情况所形成的宪法学说，应该成为我国宪法学说的主导因素。从清末丙午立宪到如今，我国的宪政进程已经有了百年历史，在这百年立宪进程之中，无数的先贤学者为中国的宪政强国之路殚精竭虑，进行种种理论构建与制度设计。

即使是在最具中国特色的中国法制史领域，也远远抛弃了中国的研究传统而逐渐的走上了西化的道路，例如我们采用马克思主义所谓的社会发展阶段的五分法来对中国法律发展的历史阶段进行任意裁剪，将并不一定适用中国现实的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的五分法，[1]作为一条绝对的真理来划分中国的法律发展阶段。宪法学只有面向鲜活的社会现实，才能源源不断的从社会现实中汲取充分的营养成分，保持其理论之树常青。

[2][美]克利福德·吉尔兹著，邓正来译：《地方性知识：事实与法律的比较透视》，载梁治平主编：《法律的文化解释》，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26页。由于在法律全球化的发展过程中，西方发达国家起着绝对的主导作用，因而，法律全球化主要在地域上主要体现为西化，即主要是西方发达国家的规则形态和价值取向。

法国大革命时期的百科全书派与卢梭的宪法理论之争以及日本明治宪法时代的穗积八束的国体宪法学与美浓部达吉的立宪学派之争。基于这种思维，他们认为中国的宪法文本问题多多甚至一无是处，哪怕在经过多次枝枝叶叶的修宪也无法改变其根本缺陷，因而，对于现行的宪法文本，唯一的做法就是要推倒重来，重新制定一部符合现代宪法理念的新宪法。秦强，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的宪法是无法靠法律移植和制度引进获得真正的生命力的，因而，中国的宪政建设必须依靠中国自己的实践和努力，在社会自身的发展中逐渐的成长处一套适合中国国情的宪政制度。

在我国宪法学说的构建中，本土性应该是一种主导性的因素，全球性应该仅仅是一种辅助性的因素。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宪法的文本规定是中国宪法研究的逻辑起点，所有关于中国宪法学的问题、学说必须围绕中国的宪法文本而展开。

因为法律尤其是宪法，在本质上是一种地方性知识，[2]具有很强的本土性和民族性。虽然从制度层面看，中国宪法传统留给我们可资利用的宪政资源是微乎其微，但是从文化心理层面看，中国的宪法传统是中国进行宪法研究和宪政建设所必不可缺的理论源泉，它不仅可以为我们的宪政建设提供心理支持，而且其自身还是宪法发展与宪法学生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尽管，在某些具体内容的规定上，可能宪法文本的规定时过境迁，或与社会现实不相适用，这时我们也应该采取一种谨慎的方式，发挥我们的智慧与技巧对宪法进行解释，想方设法使其适应社会现实，而不是动辄就主张对其进行修改，以尽可能的维护宪法的安定性从而维护由此产生的权威性。宪法学说的重要性主要体现为该国的宪法学说往往反映了该国的宪法发展状况与宪法学的研究状况，因而，衡量一国的宪法学的发展程度，往往以该国的宪法学说的发展与成熟程度为标志。